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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是一场从能源革命到产业嬗变的深刻变革，是我们正经历的伟大事件，碳中和从概念到引发能源变革，从引发产业变革到社会经济变革，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碳中和将带来深刻的产业变革

  人类社会开发、使用能源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一是草木能源开发、使用阶段。该阶段能源的主要特点是密度低、转化与运输不方便。二是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阶段。这一阶段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要能源。三是以光伏、氢能、风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阶段。清洁能源的特点是可再生性、分布式、密度低，清洁能源将引领世界能源变革。

  追溯人类社会开发、使用能源的历史，我们发现能源革命往往与产业革命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促进，推动产业持续演进变革。化石能源与草木能源相比，具有高密度、低成本、可传输的特性，不仅为可移动的物体，如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等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资源，而且因自身具有丰富的化石材料，催生了庞大的化工产业及其体系，支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科技蓬勃发展。一个时期，石油成为了“工业血液”， 20世纪70年代所爆发的石油危机更加凸显了石油的战略意义，“谁掌控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石油对世界经济体系，尤其是货币体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化石能源消费量快速增加，内燃机、电机的发展，尤其是电力驱动的实现，促进了相关制造业的现代化发展，推动工业变革、产业结构升级。上述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谁抓住了能源变革的机遇，谁就能够把握产业革命的机遇和主导权。从产业趋势来看，我们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可持续能源会催生很多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和新的生活消费习惯，世界处在快速变化的产业变革中。

  清洁能源带来的产业变革或是颠覆性的。比如，汽车工业是制造业的主体之一。在100多年的汽车制造史中，它既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实力的集中表现，又是与能源变革直接相关的产业，其产业链长，往往涉及几百个相关行业。有人统计，1900年，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上，运输车辆是99驾马车加1辆汽车，到了1913年则变为99辆汽车加1驾马车，车辆取代了马匹。有人预测，到2035年，随着可持续能源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到来，新能源汽车会取代燃油汽车，成为主流。实现碳中和，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就像化石能源会取代人力、牛马动力一样，像汽车取代马车一样，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们正处在能源转化带来产业巨变的时代，百年才会发生的转变，能源转换、数字化革命的步伐加快，市场竞争加剧、技术创新步伐加快等因素促使产业变革。新一轮能源革命、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孕育兴起，发达经济体为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一方面加紧实施有关清洁能源、可持续能源的政策，加强科技创新，寻找新的“赛道”；另一方面加强推进“再工业化”，促进产业转型发展、产业变革。比如，汽车业是一个成熟产业，但其数字化、电气化以及氢能源汽车刚刚进入一个上升的“赛道”，进场的企业也才站在起点上，现在产业技术难点在于如何持续地提供成本可控的绿色电力，在技术路线的选择和能源形态的利用上，面临着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历史性选择。我国汽车工业要实现对日本、美国、德国汽车企业的“超车”，只有通过转换“赛道”，发展清洁可持续能源，推动汽车业转型与升级才行。这不仅是汽车产业的变革，而且是新能源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变化，智能化及清洁能源的发展将决定未来整个制造业、科技力量能否走好自主创新发展之路。

  碳中和将引致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

  能源变革与科技变革互动，推动产业变革，带来经济社会变革。

  第一，化石能源与产业革命相交织，推动经济社会步入加速变革期。如前文所述，草木能源阶段的人工机械、水力机械催生了磨坊；化石能源与蒸汽机的结合，促成了内燃机、火车等的出现，而内燃机的出现又驱动了汽车、飞机的产生；电力及其体系的产生，促使一系列家用电器，乃至现代化工厂的出现。数据、互联网的出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驱使电子器件构成电子计算机、手机，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发展趋势。如今，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使用，加快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这正是能源革命引发工具变革、机器革命乃至产业体系变革的证明。

  第二，能源革命促进材料革命。从草木能源到化石能源的转化与跃升，使木石、青铜器、钢铁材料、化石材料等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大量涌现，如今清洁能源、硅材料等的加入让材料世界及其产业体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三，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化石能源引发的工业变革，不仅带来了丰富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使得一些材料更加便宜、使用便利化。如，集中发电、电力普及，促使工厂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产品运输便利化，进而促进产品市场普及化、全球化，提高了人均购买能力与消费水平，物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

  第四，因产业变革导致财产组织变革。如，化石能源与产业的深刻变革，使得社会财产组织发生变革，实现了从家庭内部分工制、手工作坊制到工场制，再到工厂制、近代公司制、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转变；出现了从工场制的内部专业化分工到公司制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垂直分工、横向分工的转变，促使全球化分工布局变化等。能源革命带来产业变迁、更迭，让一些产业衰落，一些产业兴起、发展。如以光伏、氢能等可持续能源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趋势终将改变传统的能源格局，促使非化石能源迅速增长和以去化石能源为特征的系统性变革，开发利用可持续能源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支撑。化石能源，如石油、煤炭的使用会越来越少，这也是一些富油国家，如沙特大力开发新能源的原因，也是日本丰田、德国大众等车企搞氢能源汽车的原因。清洁能源、可持续能源给予我们巨大历史性机遇，使我们能够通过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而实现一个长的技术增长周期。清洁能源或可持续能源“互联网”将成长为一个非常庞大的行业，在这些领域有望诞生一批世界级的企业，这些企业能够营造一个开放的，共同发展、共同创新的生态，在引领创新发展的同时，促使我们的经济社会能够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

  实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目前，世界能源结构正在从化石能源或碳能源向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转换，加快建设“风能、光伏、特高压”三位一体系统，是我们突破围堵或遏制的重大战略基点，对应新能源发电、传输和应用（如汽车）领域，是世界能源体系的基本发展方向。

  一是通过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实现碳中和。从2019年我国能源生产结构来看，原煤占比为68.6%，水电、核电、风电等占比为18.8%，原油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6.9%和5.7%。同期，我国gdp占世界的17%，碳排放占28%；而美国碳排放占全球的14.5%，欧盟占9.7%，gdp占世界比重分别是24.8%、21.8%。这说明我们经济发展质量不够高，单位gdp的能耗比欧美高很多，尽管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只相当于美国的约1/3、德国和日本的约2/3。

我们应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重点行业领域的减污降碳行动，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开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等。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尤其是钢铁、水泥、化工等工业部门比重大，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3.9%，优化产业结构与工业部门的节能减排都是必要的。而这，我们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来实现，如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绿色金融，等等。

  三是传统产业必须适应低碳升级要求，大力发展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加快绿色转型。比如，打造绿色低碳新能源基地，加快储能等关键技术研发，加快推进风能、光伏能源技术产业化，支撑绿色低碳新能源基地建设。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生产装备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部分产品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特别是在储能设备方面，我国锂电池储能设备的产能占全球产能的70%以上。我国超高压直流输变电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发明创造，实现了四纵六横的智能电网系统，东西部之间也有超高压直流电网传输。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将是国民经济效益、质量极大提升发展的过程。

  实现碳中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选择

  随着化石能源燃烧导致的环境污染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愈发严重，世界将迎来能源结构的变革，发展清洁高效的低碳经济才能为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领先机。《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按照不同的国情体现平等的原则，各国应做出与实际相匹配的碳减排贡献。通过构建新型能源系统来建立低碳能源体系以确保能源供应，使用清洁能源实现低碳发展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2008年，英国《气候变化法案》正式生效，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近几年，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g7国家，先后承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上述国家在做出“气候中性”承诺时，已实现了碳达峰。比如，美国2007年、欧盟2006年实现了碳达峰。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已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一些小型经济体，特别是在以旅游和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中目前已出现是碳负排放或净碳汇国家，如不丹、乌拉圭等。

  我国将加大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中和自主承诺，尽管属于约束机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选择，为了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即便没有国家间的博弈，也会通过实现碳中和目标，倒逼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能源转换。我们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年门槛，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承诺从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30年）也远远短于美国（43年）与欧盟（70余年），而这将使我们煤炭能源结构发生战略性、颠覆性变化，碳减排曲线也将更陡峭，实现碳中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巨大。

  当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应“先立后破”，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能够安全替代的基础上；应科学考核，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防止简单分解，更不能层层加码，防止运动式“减碳”。要持续提升能源技术、节能技术水平，必须突破现有的技术条件、节能减排模式的瓶颈，实现对相关技术的重大突破。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应对好了，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

（文章来源中国冶金报社 作者何立胜 杨志强 ）

（何立胜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杨志强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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